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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新动向

李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摘要

美国凭借在技术创新、产业引领与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优势,长期掌握网络空间主导权。随着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网络空间权力的争夺加剧,给美国网络空间主导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网络空间已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场域。为继续保持网络空间优势、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从调整理念、强化实力优势和谋求制度性权力三个维度着手,不断探索巩固与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新举措,相关动向对网络空间未来发展与力量格局均将带来深远影响。

网络空间发展实践表明,它并未如最初设想那般相对游离于国家主权体系之外,而是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与映射,越来越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凭借技术、产业与机制等方面的原生与先发优势,长期掌握网络空间主导权,但随着各国对网络空间的重视度不断提升,相关国家尤其是网络大国在网络空间战略博弈加剧,美国网络空间主导权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鉴于网络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持续提升,中国被美国视为其网络空间主导权的头号挑战者,在网络空间对中国“极限施压”已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重要一环。为继续巩固提升网络空间主导权,美国政府从调整理念、强化实力与谋求制度性权力三个维度,不断更新网络战略和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本文从当前网络空间形势入手,在分析美国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新动向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对网络空间力量格局带来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应用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繁荣的新载体、社会治理的新平台、交流合作的新纽带、国家主权的新疆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作为人类开展活动以及社会关系存续的新空间,网络空间与其他传统空间的运转逻辑并没有本质区别,现实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必然会深刻塑造网络空间。杰克·古德斯密斯与吴修铭曾用大量案例表明,早期对建立无国界全球社会的幻想,所谓不受政府控制的网络空间的言论都过于天真,政治对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不能理解国家政治对于全球化理论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对于理解互联网的未来也是非常致命的。”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和相关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会带来主导权的出现,现实空间主导权意味着对国际秩序和其他国家的主导性影响,网络空间主导权也一样主要表现为对网络空间秩序和其他行为体的影响。

一直以来,作为互联网发源地与全球化的重要推进者,无论是从理念输出、技术创新、产业引领还是国际机制建设上,美国均长期占据优势并成功将其转化为主导性权力,且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相较于其在传统空间可能更为强大。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于美国基于超强网络力形成的主导权,以及网络空间力量格局失衡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直到2013年夏“斯诺登事件”爆发,各国对网络空间力量格局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成为各国争取网络空间权力的重要推动力。

一方面各国积极提升自身网络实力,力争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斯诺登事件”后,网络空间掀起一股“战略热”,各国纷纷出台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相关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调整内部“涉网”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加大网络实力投入,强化网络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加快网络空间秩序规范,谋求有效约束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相关国家开始有意识地争取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除积极参与相关网络治理议程外,还推动G7、G20、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在内的传统国际机制将网络议题纳入讨论范围,甚至设置“主场”网络议程,如英国推出“伦敦进程”、巴西召开“巴西大会”、法国提出“巴黎倡议”和中国举办“中国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大会)等,通过各种渠道在重要“涉网”议题上积极发声,提出反映自身利益的立场主张,力图塑造网络空间秩序。

各国多年持续努力取得一定成效,网络空间的力量格局出现变化。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显示,美国从2001年的位居全球榜首至2016年已被新加坡、芬兰、瑞典等国超越降至第五。总体而言,欧亚地区国家上升明显,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自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且差距不断缩小。从网络安全水平来看,国际电信联盟(ITU)“全球网络安全指数”2019年最新数据显示,各国网络安全相关的技术、法律、组织、能力建设与合作等五大核心指标体系都在持续提升与强化,其中新加坡与英国在2017、2018年数据中分别超越美国位居第一,中国从2017年第32位上升至2018年第27位。综合国内外影响力因素,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推出“国家网络实力指数2020”,排名前列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荷兰、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

基于以上网络空间形势发展,美国认为在网络空间力量格局不断变化及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网络空间权力被不断分散与转移,其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不断被削弱,即便仍然是主导者,但也发现网络空间的舞台变得更为拥挤和难以控制。美国著名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甚至悲观地认为:“虽然未来何去何从并不清楚,但美国主导网络空间理念与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为此,巩固网络空间主导权成为美国在网络空间新一轮战略布局与博弈的内在驱动力与核心目标,正如特朗普在2018年新版《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卷首语所言:“美国创造并与世界分享了互联网……我们将继续领导世界确保网络空间未来的繁荣。”

特朗普上台之后,随着美国整体国家战略导向的转变,“美国优先”的战略定位直接平移到网络空间。结合网络空间发展新形势,为巩固并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将网络空间塑造成最大程度符合美国利益的空间,美国政府不断因势而动,基于对网络空间的形势判断,调整相关战略理念,不断加强内部政策与行动协调,共同致力于在网络空间实现“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

一直以来,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是一个“战略集群”,各机构特别是政府与军方根据不同的职能划分,出台相关网络空间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及国防战略等。由于聚焦领域和工作重点不同,政府与军方战略所体现出理念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时候,政府还会对网络空间可能的军事行动采取严格的“约束”措施。奥巴马执政期间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其一上任就积极组建网络安全办公室、成立美军网络司令部。但从2011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来看,他对网络空间的判断整体来看还是相对积极的,认为网络空间是“正在继续成长与发展为一个促进繁荣、安全与开放的空间”。因此,美国国际战略更加强调坚持一个开放、可操作性、安全与可靠的网络空间,而维护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主要依靠国际规范、外交与执法,虽然该报告也提到劝阻和威慑的使用,但非常“克制”。比如奥巴马对国防部的要求只是简单地“认识到并适应军队对可靠和安全网络日益增长的需求,建立和加强现有的军事联盟,并扩大网络空间合作”,甚至对于所谓威慑作用的理解也主要基于保持网络的韧性与“按比例地施加惩罚威胁”,“我们保留使用所有必要措施——外交、军事和经济——但会遵循相应的国际法......任何时候,我们在使用军事力量之前会用尽其他所有选项;我们将谨慎衡量行动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并且将以体现价值、强化合法性和获得国际支持的方式采取行动。”可以看出,在所有措施选项中,军事行动排位靠后。

而美国军方对网络空间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行动域”或“作战域”,相应战略政策始终围绕如何在这一新域中有效开展行动。但被动地等待一个注定要到来的攻击绝不是专业军队的本性。因此,军方一直致力于在“积极防御”的基础上,获得更多进攻性网络行动的权力。但其行动一直受到第20号总统决策指令(PPD-20)(秘密)的制约,根据公开的有限的信息:“该决策令包括开展网络行动的原则与程序,允许一定灵活性,是一个旨在加强协调的‘全政府措施’。”自2011年起,虽然网络攻击事件频发,但美国政府的回应主要采取经济、外交与法律手段,国防部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为其他政府机构相关行动提供支撑而不是单独采取行动。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的战略判断明确转向。美国政府于2017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大国竞争”视作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强调“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指出美国正处于一个竞争性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面临愈发激烈的竞争,中国就是挑战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随后美国政府推出的《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以及《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与之相呼应,不再强调网络空间共同利益的属性,转而强调在此空间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尤其认为中俄等国正在利用网络空间对美国发起挑战,为此美国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允许军方和其他机构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保护其国家利益,巩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

在这种转向下,美国政府果断给军事行动松绑。2018年8月,特朗普废除了PPD-20,不再要求美军方在发起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网络行动前需要经过总统首肯和层层审批。博尔顿就此声称:“政府约束网络行动的状况得到有效逆转”,“我们不必再像奥巴马时期那样被束缚手脚”。之后,美国国会跨党派的“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2020年3月推出所谓“分层威慑”战略文件,再次强调:“美国的‘克制忍耐’换来的是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美国将动用所有手段去塑造行为、拒止收益和施加成本,其中军事力量的使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其军事选择不仅包括网络军事力量甚至扩展到非网络军事力量。从这些战略政策走向不难看出,为有效维护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利益,政府与军方在理念与行动上前所未有地协调一致。

实力是权力的基础与根源,美国在网络空间一直以超强实力维护其主导权力。网络空间实力固然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但无一不是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基础之上。进入21世纪以来,在ICT革命主导下,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出现集群性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视觉技术革命、3D革命、算力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生命科学革命及基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革命。这些技术在未来会促使全球科技革命将进入叠加爆炸的历史新阶段。以ICT为基本支撑的网络空间无疑会是这场爆炸的源点和辐射点。与此同时,实践已经证明,ICT已经深刻影响国际力量格局与秩序。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社会各领域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应用、新场景,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不仅重塑了军事力量对比,还给传统作战理念与模式带来变革性影响,而大数据分析与算法应用则极大提升了网络渗透和情报能力以及社会信息操纵和舆论控制能力。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博弈新态势正在日益凸显,其对国际体系和秩序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前所未有地高度聚焦网络空间前沿技术,将其作为未来进一步打造网络空间硬实力的重要支撑。美国作为ICT革命的领跑者,凭借ICT原创能力和对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在网络空间获取战略优势的同时,亦对ICT提升国家实力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美国亦深知鉴于ICT及其应用的特性,不断更新与突破的技术与应用也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的可能性,其领先优势并非一劳永逸。一旦相关国家在前沿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领域有所作为,就会对网络空间既有力量格局带来极大冲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曾发布《超越技术:发展中国家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在应用新技术上具有后发优势,尤其是中国正借此超越美国,并在世界上扩展其影响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2020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在高科技领域保持第一,但是,其全球份额正在不断下降,而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亦发表报告称:“中美超级大国竞赛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

因此,美国政府从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前沿技术实力优势的巩固一方面,对内加强前沿技术的战略布局与资源投入以确保“绝对优势”。自2016年以来,包括美国政府、国会与军方都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与量子技术的未来发展计划,先后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以及“国家量子计算发展战略”“量子互联网蓝图”等。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如2020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将投资超过10亿美元,建立相关专门机构研究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科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调动产、学、研等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技术突破和应用落地。另一方面,对外强力出手遏制竞争对手以谋求“相对优势”。从网络空间发展历程来看,在ICT领域,无论是技术标准制定还是市场引领,“头部效应”“赢者通吃”现象明显。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领先的大型IT公司和技术社群。近年来形势发生变化,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上榜的7家全球互联网相关公司中,除了美国的亚马逊、Alphabet、Facebook,其余四个席位分别是中国的京东、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再如在5G等领域的标准制定中,截至2020年1月1日,华为拥有专利数量排名全球第一。这种状况使得华为成为5G标准制定领域“绕不开”的力量,即使在制裁华为的关头,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修改禁止美国公司与华为开展业务的规定,允许双方在5G网络标准制定方面进行合作。正是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的强劲势头挑动美国“神经”,成为触发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科技战的直接原因。为此,美国政府不惜摒弃其一直宣扬的所谓自由市场导向,以国家之力启动“技术脱钩”,动用包括制定“实体清单”、实施出口管制甚至采取司法手段等一切可能的资源,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甚至联合盟友试图形成国际围堵,进一步压缩中国公司的发展空间,如以国家安全为名,大力游说盟友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设,对不愿封禁华为的盟友,美国政府则不惜以终止情报共享相威胁。5G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已经引起技术与贸易对抗。目前这种封禁态势还在继续发酵,美国政府 8 月 5 日发布 “清洁网络”计划,试图全面系统地在ICT领域剔除“中国影响”,舆论纷纷称“数字铁幕”正在落下。美国政府正是以这种技术问题政治化的手法,试图阻滞所谓竞争对手的发展路径,从而达到巩固其主导权地位的战略目标。

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深谙将国家意志渗透和拓展到国际层面,并据此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始终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秩序的构建,将其作为将网络实力转化为网络空间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当前网络空间秩序构建尚处在发展初期,无论是从国际机制建设还是规则制定来看,都还在探索完善之中,远未成型。出于不同的国情,各国对于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的立场主张并不相同。从国际机制层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是网络空间传统治理机制的主要缔造者,比如早期成立的相关从事互联网国际治理机构,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等,它们基本位于西方国家且主要成员亦多来自西方,因此被国际社会称为“源自西方的治理机构”。鉴于美欧等国有强大的技术和产业力量,为发挥“集成优势”,他们主张网络空间的秩序构建应该是分层的,包括技术社群、企业与政府在内的各主体应该在各自领域各司其职,通过标准制定、产业政策和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制定共同实现秩序的构建。而以中、俄、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阵营”则有不同主张,相较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技术与产业力量有限,作为参与者在现有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有限,因此更加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各国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功能。从规则制定层面,在诸多具体领域,原则性共识易达,一旦进入规则的具体制定,各国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出发就会导致较大分歧和争议,使相关制定进程陷入困境,如在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制定中,虽然联合国信息安全专家组不断推动,但始终难有实质性突破。即使是在打击网络犯罪这样共识与合作基础较好的领域,美欧与中俄也各有主张,欧美支持已有的“布达佩斯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而中俄则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形成打击网络犯罪的全球性公约;后者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它与前者之间的关系就已引发国际社会担忧,未来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也会受到地缘政治影响,面临规则选择。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俄等国视为其网络空间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者与挑战者。

伴随着中国网络实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内建设网络强国,对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意愿和力度,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除继续积极支持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进程外,自2014年起,中国连续六年成功举办中国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乌镇大会上就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四项原则”与“五点主张”;2017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与中央网信办共同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首次就破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难题全面系统提出中国主张;2020年9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数据安全。种种举措都极大提升了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担心“中国影响”会在网络空间不断外溢,威胁其网络空间秩序主导力。

为防范这种可能的威胁,美国从理念上将网络空间主导权之争上升到“模式之争”。尼古拉斯·赖特在《外交》杂志上刊文指出,中国通过对高科技的熟练运用,在管控社会、发展经济方面发展出一种颇有成效的中国模式,并称之为“技术威权主义”,担心很可能会在网络空间产生外溢影响。美国尤其担心会对网络空间中的“摇摆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所谓“摇摆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会对主权模式有天然倾向,但同时又重视包容公民社会和非国家主体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一直在所谓美欧与中俄两大阵营中间的摇摆地带,为获取政治或商业好处,它们可能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采取周旋策略。随着“技术威权主义”影响力的上升,美国担心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不再“摇摆”,而是作出对美国不利的“选边站”,从而改变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的力量格局。因此,美国开始大肆炒作“技术威权主义”的概念,通过刻意帖标签的做法将网络空间主导权之争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将中国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升定性为“技术威权主义秩序”对网络空间自由秩序的冲击。为应对所谓的冲击,美国政府着力打造网络空间“价值同盟”。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网络安全领域致力于推动所谓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入美国网络空间集体行动,以共同应对所谓中、俄、伊朗、朝鲜等国带来的威胁,其国内一直不乏在网络领域团结一致捍卫美国的网络价值与理念的呼声。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美国努力打造规则塑造“小圈子”。鉴于当前网络空间共识难达,机制建设与规则制定进程缓慢的情况,美国开始转变秩序构建思路,采取建立“小圈子”的方式提升其规则制定影响力。近年来,与包括盟友在内的所谓持相近价值观的国家加强互动合作,通过协调规则立场、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达成数据协议等各种方式,甚至在高科技领域打造各种“联盟”,如“负责任AI联盟”、“西方量子联盟”以及“数据联盟”等,这些联盟共同之处在于或多或少都包含有排华因素。美国通过这种盟友“集团作战”的方式,合力强化其对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的影响力。如在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则制定方面,鉴于中俄依托“联合国框架”,不断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行为规范的制定,2019年9月23日,美与荷兰等27国在纽约召开“促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部长级会议,并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遵守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加大对“不负责任的网空行为”的问责力度。在此次会议前后,美等西方国家还协调立场行动,以公布文件、发表声明 、举办国际会议、官员公开演讲等多种方式,亮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中的政策立场,以期营造国际舆论,合力影响相关进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协调盟友政策立场,打造规则制定“小圈子”,固然是为有效防范与反制中俄等国借联合国相关机制争取相关规则制定权,但更希望通过“小圈子”打造的规则能够在实践中成为“模板”和“范本”,从而影响更多的国家,以促进规则塑造。

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主导权的维护始终围绕调整认知、打造实力与构建秩序三个维度展开,但根据网络空间形势发展和自身利益诉求变化,具体举措的重心会出现阶段性调整。美国这些举措不仅会影响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态势,还会产生外溢效应,全面影响未来网络空间秩序构建。

一方面,现有国际机制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国际秩序构建中,主导国家意愿和力量的下降会使得现有机制难以正常发挥应有作用。在网络空间,由于美国对形势判断发生重大转变,战略目标出现重大调整,同时国家博弈加剧导致的权力分散与转移,美国认为现有很多机制和平台并不能很好体现美国利益诉求,因此不愿承担更多的公共物品提供的责任,转向美国优先的坚定立场,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国际范围内的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相关规则制定也难有进一步推进。

另一方面,规则制定的整体性受到相当冲击。虽然当前网络空间深受地缘政治影响,权力争夺加剧,网络领域整体国际合作进程受阻,但在实践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出于实际需要,仍然会推动具体网络领域的制度性安排与务实合作。相较于追求所谓全球性解决方案或具有普遍接受性的规则,它们会更多倾向于寻求更加务实高效的区域性或双边解决方案;而在区域和双边的选择中,显然在具有相近理念、法律、机制框架的国家间更易达成制度安排,如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以及G7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等。

中国要有效化解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极限施压”,并争取更大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除了继续强化实力打造与能力建设之外,策略上还可根据美国相关动向以基于“反制”思路入手:一是在理念层面,针对网络空间的“美国优先”,继续高举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旗,与国际社会理性声音形成呼应。国家间战略博弈加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网络空间的“撕裂”,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各方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继续努力维护网络空间的开放、稳定与和平。2019年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以“联通世界,提升技术安全,构建信任,塑造互联网未来”为题,呼吁所有多利益相关方,国家和非国家主体共同专注于连接世界,建立信任;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也推出题为“相互依存的数字时代”的报告,重申“数字化使人类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加强”,呼吁制定“全球网络信任与安全承诺”,进一步捍卫全球化与多边机制。这些理念主张均与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

二是在合作立场层面,不要落入美西方国家刻意制造的“模式之争”圈套,跟随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的节奏,自缚拓展国际合作的手脚。网络领域复杂多元,各方利益诉求也是多元的,从网络空间发展实践来看,还没有出现过哪一个国家在所有网络议题上都是立场对立,主张相左的。所谓“价值同盟”并非一成不变,落地到具体网络议题,在有些领域即使是美国与欧洲之间亦有分歧。因此,实践中除了在个别极端情况下,只要本着务实、求同存异的态度处理网络关系都会有回旋空间。

三是在国际机制层面,中国应该支持联合国框架在未来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尤其是国际关系与政治对网络空间的影响,网络空间的秩序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赖政府间国际组织,虽然联合国框架本身面临一些困境,但其权威性与合法性目前还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中国一直是联合国框架的支持者且作为五常之一具有优势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此优势。此外,鉴于美国在网络空间抑制联合国作用,中国从“反制”角度也应该加大对联合国框架的投入。

鉴于网络空间规则涉及领域众多,中国可以根据核心关切,选取重点领域,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规则制定进程推进方案。比如在新技术应用领域,鉴于多数规则处于起步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即使当前产业发展和社会应用有限,仍要从前瞻性和战略性出发布局参与和引导相关规则建立;再比如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领域,鉴于美西方等国家通过协调立场,集团作战的方式提升影响力,中国在推进规则时,也应该不仅限于中俄、上合组织等传统框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更多有着相近立场主张的国家参与,有效对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

随着对网络空间战略重要性认知的提升,各国在网络空间展开激烈竞争与博弈,引发网络空间力量格局变化。美国作为网络空间主导权的长期把持者,为有效应对网络空间权力的转移与分散带来的挑战,不断调整其网络空间战略,强化网络实力优势,巩固其在网络空间秩序构建中的主导性权力。这些举措不仅加剧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态势,更对网络空间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中国如果能够保持战略定力,以有效的政策措施直面挑战,主动运营维护,化解压力,将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9期的国际网络空间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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